孔子在他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认识到要使学生获得广大博深的学问和知

孔子在他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认识到，要使学生获得广大博深的学问和知识，就必须依靠学生好学、乐学，依靠学生自觉地思考。于是他提出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著名思想。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启发”一词即从此而来。“举一反三”的成语亦从此而来。所谓“愤”，“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即心里想通还未完全通的时候；所谓“悱”，“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即口里想说还未完全表达的时候。孔子的意思是说，当学生对某一问题积极地进行思考，心里想通但还没有完全想通的时候给予启发；当学生对某一问题思考已有所得，但还不十分贝确，还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时候给予开导。比如一个四方的东西，已经对他讲了一个角，如果他不能据此推知其余三个角，那就不必再讲了，因此这说明：每个学生没有主动积极的思考，仅靠教师讲授是没有意义的。总起来说，就是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观察学生，调查研究，当学生欲知而不知，想说又说不出时，就是他们心理上产生了“愤”、“悱”，这时他们的注意力是集中的，思维是敏锐的，想象是活跃的，教师略加启发诱导就可豁然开朗，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孔子启发式教学，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尊重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与积极性，提高了教学效果，推动了教学工作的进步。这比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的“启发式谈话法”，不仅早了将近百年，就其内容说也要丰富得多。

孔子不仅描绘了启发式教学的基本内容和要求，而且还指出其中心问题是让学生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学习中要思考，思考不能脱离学习。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学习而不思考，就容易上当受骗；只思考而不学习，问题仍疑惑不解。这说明学习不能脱离思考，不思考就不能将学来的知识消化吸收，那样学了也无用处。如果只思考而不学习，会流于空想，那也是有害的，孔子把“学”与“思”提高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教学方式上，孔子改变了那种由教师一人唱独角戏，板着面孔说教的注入式教学，而广泛使用了启发式问答的方式。他不但经常向学生提出启发性问题，而且还鼓励学生提出问题问老师。据《论语》载，他的学生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达一百多处，如“问仁”、“问礼”、“问政”、“问孝”、“问知”、“问士”、“问友”、“问耻”等等。对于学生中一些有见解的回答，他公开加以赞扬，如他对子夏就说过：“能够阐发我的意思的是子夏呀！现在我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他对子贡也说过：“子贡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告诉你一件，你能有所发挥，推知另一件了”。他对颜回能“闻一知十”，更加赞美，并公开承认自愧不如。他对学生中凡能提出具有深刻意义问题的，要给予“大哉问”、“善哉问”的褒奖，鼓励学生深入思考，发现问题。他所不满意的是那些不动脑思考的学生。他说，对于一个遇事不问怎么办怎么办的学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认为整天吃饱了饭，不用一点心思，这种学生是很难有出息的！鼓励学生提问这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

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方法也是很巧妙的，他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他说，爱好学习，以学习为乐趣的学生，才能产生学习的“愤”、“悱”之感，才能克服困难，乐此不疲。这已涉及到内在学习动机问题，他还善于运用榜样和比喻启发学生，如他曾高度称颂某些历史名人的善政懿德，甚至直接用文王、武王、周公、管仲、子产等人的言行作教材，他歌颂尧、舜、禹、汤节衣缩食，吃苦在前，与民同乐的德政，都是为了给学生树立榜样，启迪学生的志趣。他善用比喻启发学生，如他用流水的昼夜不息解释万物生生不息的原理；用苍天不语而行四时，说明以身作则、行无言之教的意义；用松柏比喻人的节操；用日蚀月蚀比喻人改过的重要性等等。他常教导学生应从近处着手，一步步去做，可以说这是买践仁道、追求学问的方法了。他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有时并不直接回答，而是从正反两方面提出补充问题反问学生，让学生竭力思考得出正确结论。他说，我有很多知识吗？不是啊！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但是我从他那一问题的正反两面去盘问之后，才认识到许多意思，然后尽量地告诉他，逐渐找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方法对于调动发问者的主观能动性，培养运用已有知识推求未知结论的能力是大有好处的。这与苏格拉底的启发式谈话法或称为“产婆术”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敏而好学，学而不厌

孔子一生中，求学从不满足，从不懈怠，他的一生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一生。在孔子看来，学好是教好的前提和基础，作为教师首先应毫不厌倦地去学习知识，研究学问，只有掌握了渊博的知识，才能为人师，才能教诲学生。孔子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实践，使他在教育上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培养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成为后世之师表。

“敏而好学”，以学为乐，是孔子关于学习的基本态度，认为“好学”是一个人最优良的品质，他自认为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好学”。“子人太庙，每事问”，孔子到了周公庙，每件事情都发问。他求学于野，善于向各种人学习，他曾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问官于郯子，他“不耻下问”，虚心学习，抱着“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的态度向别人求教，即使自己有能力，有时却去向能力低的人请教，自己知识丰富，有时却去向知识缺少的人请教，有学问却像没有学问的人一样，满腹知识却像空无所有的人一样。他有句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意思是说，三个人一同走路，其中便一定有可以为我所学习的人：我选取那些优良部分而学习，看出那些不良方面而改正。他认为能使其择善者是其正面老师，能启发改过从善者就是反面教员，都可以称为“师”。这种虚心好学的态度，为他的学习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孔子在学生面前，从不以教师自居，能放下架子，虚心学习。在孔子看来，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青年学生是可敬畏的，怎能断定他们将来赶不上现在的成年人呢？这是包含有青年人超过老年人，学生超过老师，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发展观点。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孔子认为当一种正义事业需要人去承担时，青年一代要敢于勇往直前，责无旁贷，即使在老师面前也不必谦让。“当仁不让于师”。即面临着实行仁德的事情，可以不必对老师谦让，这里包含着在仁德和正义面前师生一律平等的思想及“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观点。

孔子的治学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值得我们学习，而孔子的治学方法，也很有价值，孔子认为治学既要“博学于文”，又要“多闻”、“多见”。他认为从实际生活中学习，也是求知的一条重要途径和方法。在治学中坚持实事求是。在做学问上，如果文献不足，他就重新考察，从不胡编瞎造，反对道听途说。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强不知以为知，这样做才“是知也”。他反对那种不懂装懂的学习态度，对那种“本来没有，却装着有；本来空虚，却装着充实”的人，他是很反感的，认为这种人不仅永远不能由不知到知，而且也永远不能由知到智，是不明智的表现。在治学上，他杜绝了四种毛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他还主张学以致用，学行结合，认为学习探求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运用知识和修养正身。他说：熟读了《诗经》篇，叫他去处理政务，却行不通；派他去出使外国，却不能独立应对；读得虽多，又有什么用处呢？不能将知识加以运用或不会运用，等于没学。孔子还提出了“学而时习之”的学习原则，他注重学习过程中复习和练习这一环节，认为既学又习，边学边习，才能搞好学习。他认为学习了，然后再经常温习、练习、实习，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技能，获得了成果，内心感到愉快与满足，不也令人喜悦么？他还说温习旧知识，并能从中获得新的体会，新的见解，这样的人就可以做老师了。他主张从旧的知识中得到启发，悟出新的道理来，这涉及到对新旧知识关系的看法，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与教学规律的。他认为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要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牢固地把握所学的知识，对所学的知识熟练了，融会贯通了，便可举一反三，告诸往而知来，由已知探求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