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他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认识到，要使学生获得广大博深的学问和知识，就必须依靠学生好学、乐学，依靠学生自觉地思考。于是他提出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著名思想。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启发”一词即从此而来。“举一反三”的成语亦从此而来。所谓“愤”，“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即心里想通还未完全通的时候；所谓“悱”，“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即口里想说还未完全表达的时候。孔子的意思是说，当学生对某一问题积极地进行思考，心里想通但还没有完全想通的时候给予启发；当学生对某一问题思考已有所得，但还不十分贝确，还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时候给予开导。比如一个四方的东西，已经对他讲了一个角，如果他不能据此推知其余三个角，那就不必再讲了，因此这说明：每个学生没有主动积极的思考，仅靠教师讲授是没有意义的。总起来说，就是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观察学生，调查研究，当学生欲知而不知，想说又说不出时，就是他们心理上产生了“愤”、“悱”，这时他们的注意力是集中的，思维是敏锐的，想象是活跃的，教师略加启发诱导就可豁然开朗，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孔子启发式教学，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尊重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与积极性，提高了教学效果，推动了教学工作的进步。这比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的“启发式谈话法”，不仅早了将近百年，就其内容说也要丰富得多。

孔子不仅描绘了启发式教学的基本内容和要求，而且还指出其中心问题是让学生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学习中要思考，思考不能脱离学习。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学习而不思考，就容易上当受骗；只思考而不学习，问题仍疑惑不解。这说明学习不能脱离思考，不思考就不能将学来的知识消化吸收，那样学了也无用处。如果只思考而不学习，会流于空想，那也是有害的，孔子把“学”与“思”提高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教学方式上，孔子改变了那种由教师一人唱独角戏，板着面孔说教的注入式教学，而广泛使用了启发式问答的方式。他不但经常向学生提出启发性问题，而且还鼓励学生提出问题问老师。据《论语》载，他的学生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达一百多处，如“问仁”、“问礼”、“问政”、“问孝”、“问知”、“问士”、“问友”、“问耻”等等。对于学生中一些有见解的回答，他公开加以赞扬，如他对子夏就说过：“能够阐发我的意思的是子夏呀！现在我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他对子贡也说过：“子贡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告诉你一件，你能有所发挥，推知另一件了”。他对颜回能“闻一知十”，更加赞美，并公开承认自愧不如。他对学生中凡能提出具有深刻意义问题的，要给予“大哉问”、“善哉问”的褒奖，鼓励学生深入思考，发现问题。他所不满意的是那些不动脑思考的学生。他说，对于一个遇事不问怎么办怎么办的学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认为整天吃饱了饭，不用一点心思，这种学生是很难有出息的！鼓励学生提问这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

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方法也是很巧妙的，他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他说，爱好学习，以学习为乐趣的学生，才能产生学习的“愤”、“悱”之感，才能克服困难，乐此不疲。这已涉及到内在学习动机问题，他还善于运用榜样和比喻启发学生，如他曾高度称颂某些历史名人的善政懿德，甚至直接用文王、武王、周公、管仲、子产等人的言行作教材，他歌颂尧、舜、禹、汤节衣缩食，吃苦在前，与民同乐的德政，都是为了给学生树立榜样，启迪学生的志趣。他善用比喻启发学生，如他用流水的昼夜不息解释万物生生不息的原理；用苍天不语而行四时，说明以身作则、行无言之教的意义；用松柏比喻人的节操；用日蚀月蚀比喻人改过的重要性等等。他常教导学生应从近处着手，一步步去做，可以说这是买践仁道、追求学问的方法了。他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有时并不直接回答，而是从正反两方面提出补充问题反问学生，让学生竭力思考得出正确结论。他说，我有很多知识吗？不是啊！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但是我从他那一问题的正反两面去盘问之后，才认识到许多意思，然后尽量地告诉他，逐渐找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方法对于调动发问者的主观能动性，培养运用已有知识推求未知结论的能力是大有好处的。这与苏格拉底的启发式谈话法或称为“产婆术”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敏而好学，学而不厌

孔子一生中，求学从不满足，从不懈怠，他的一生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一生。在孔子看来，学好是教好的前提和基础，作为教师首先应毫不厌倦地去学习知识，研究学问，只有掌握了渊博的知识，才能为人师，才能教诲学生。孔子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实践，使他在教育上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培养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成为后世之师表。

“敏而好学”，以学为乐，是孔子关于学习的基本态度，认为“好学”是一个人最优良的品质，他自认为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好学”。“子人太庙，每事问”，孔子到了周公庙，每件事情都发问。他求学于野，善于向各种人学习，他曾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问官于郯子，他“不耻下问”，虚心学习，抱着“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的态度向别人求教，即使自己有能力，有时却去向能力低的人请教，自己知识丰富，有时却去向知识缺少的人请教，有学问却像没有学问的人一样，满腹知识却像空无所有的人一样。他有句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意思是说，三个人一同走路，其中便一定有可以为我所学习的人：我选取那些优良部分而学习，看出那些不良方面而改正。他认为能使其择善者是其正面老师，能启发改过从善者就是反面教员，都可以称为“师”。这种虚心好学的态度，为他的学习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孔子在学生面前，从不以教师自居，能放下架子，虚心学习。在孔子看来，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青年学生是可敬畏的，怎能断定他们将来赶不上现在的成年人呢？这是包含有青年人超过老年人，学生超过老师，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发展观点。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孔子认为当一种正义事业需要人去承担时，青年一代要敢于勇往直前，责无旁贷，即使在老师面前也不必谦让。“当仁不让于师”。即面临着实行仁德的事情，可以不必对老师谦让，这里包含着在仁德和正义面前师生一律平等的思想及“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观点。

孔子的治学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值得我们学习，而孔子的治学方法，也很有价值，孔子认为治学既要“博学于文”，又要“多闻”、“多见”。他认为从实际生活中学习，也是求知的一条重要途径和方法。在治学中坚持实事求是。在做学问上，如果文献不足，他就重新考察，从不胡编瞎造，反对道听途说。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强不知以为知，这样做才“是知也”。他反对那种不懂装懂的学习态度，对那种“本来没有，却装着有；本来空虚，却装着充实”的人，他是很反感的，认为这种人不仅永远不能由不知到知，而且也永远不能由知到智，是不明智的表现。在治学上，他杜绝了四种毛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他还主张学以致用，学行结合，认为学习探求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运用知识和修养正身。他说：熟读了《诗经》篇，叫他去处理政务，却行不通；派他去出使外国，却不能独立应对；读得虽多，又有什么用处呢？不能将知识加以运用或不会运用，等于没学。孔子还提出了“学而时习之”的学习原则，他注重学习过程中复习和练习这一环节，认为既学又习，边学边习，才能搞好学习。他认为学习了，然后再经常温习、练习、实习，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技能，获得了成果，内心感到愉快与满足，不也令人喜悦么？他还说温习旧知识，并能从中获得新的体会，新的见解，这样的人就可以做老师了。他主张从旧的知识中得到启发，悟出新的道理来，这涉及到对新旧知识关系的看法，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与教学规律的。他认为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要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牢固地把握所学的知识，对所学的知识熟练了，融会贯通了，便可举一反三，告诸往而知来，由已知探求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