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女祸有极，不同浇、浞之朝，独阴不生，终无嬴、马之嗣，是以哀姜再世，篡鲁不成，吕雉十年，安刘反掌。武后僭号，年已六旬，太庙之祭主来移，环丘之配享如故，主器犹然长子，中外不乏老臣，孰不隐忍数载之间，濡俟中兴之日哉？设使陵、平、婴、勃，委身新莽之朝，姚、宋、狄、娄，俯首泚、温之陛，则不得为名教中人矣。诚知仕吕仕周，不同新室、安史，则随例进贺之表，应制颂美之什，诸公亦岂能独无。特一则功业揜文章，偶乏流传之什，一则文章揜忠义，翻遗玷颧之端。然‘石淙山侍宴’之诗，狄、姚与二张诸武并列（石刻在河南登封县石淙山，薛曜书），张燕公铭檄之作，孝明与天册金轮间称（张说《节愍太子妃墓志》，称孝明高皇后，即武士彟妻也。又为河内王武懿宗露布：‘伏惟天册金轮神圣皇帝’），此则今日尚存，亦不闻薰莸同器，燕、许殊科者也。仲尼见楚、越之君，亦必称之为王，惟《春秋》乃可书子。彼宋、狄诸公，当日语言文字，其敢直斥武士彟乎。今既不能议诸公之仕周，乃犹谓仕周而不当从其称谓，其亦舍本而齐末，许浴而禁裸已。

“且夫同仕而异品，同迹而异心者，一辨诸忠佞之从违，二辨诸进退之廉躁。历考武后一朝，惟子昂谏疏屡见。武后欲淫刑，而子昂极陈酷吏之害，武后欲黩兵，而子昂极陈丧败之祸，武后欲歼灭唐宗，而子昂请抚慰宗室，甚至初仕而争山陵之西葬，冒死而讼宗人之冤狱，皆言所难言，如枘入凿。故杜甫《过陈拾遗故宅诗》云：‘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其为党附不党附，可不言决矣。武后以官爵笼天下士，或片言取卿相，或四时历青紫。至文学材艺，更所牢笼。沈、宋、杜、薛、阎、苏、二李，或参控鹤奉宸之职，或预《三教珠英》之修，其后神龙之初，并坐二张之党。子昂曾有一于此乎？释褐十载，不过拾遗，自托多病，不乐居职，谏牍则辄遭报罢，参军则屡忤诸武。未及壮年，遽乞归养，父丧庐墓，哀动路人，至以侍从之臣，竟死县令之手。故杜甫诗又云：‘位下何足伤，所贵者圣贤，同游英俊人，多秉辅佐权。’其躁进不躁进，又可不言决矣。若谓二端尚未足以明心迹，必如狄公之荐柬之，预谋复兴，姚、宋之相开元，始称晚盖，则试问娄师德、徐有功、魏元忠诸公。谋未参于复兴，身未逮乎开元，其与子昂，又何异同？责备贤者，岂其偏枯。

“矧昔私家之著述，尤征文字之心声。嗣宗醉草‘劝笺’，而《咏怀》恫忧魏室（《代劝九锡笺》，皆刺嘲之词），子山身食周粟，而词赋惟‘哀江南’（庾信仕仇国，不可为训，非仕武后者比也。姑取其不忘梁耳），韩非有忠秦之讥，而争存韩以死狱，苟彧有附曹之谤，而争九锡以殉身。君子论人，善善从长，亦观其志之所存而已。乾坤易位之时，猰磨牙之日，偶语弃市，道路以目，历考唐人诸集，亦有片言只句，寄怀兴废，如子昂之感愤幽郁，涕泗被面下者乎？故知屈、阮之嗣音，杜陵之先导，心迹与狄、宋同符，文行掩沈、杜而上，岂比《法言》颂安汉之德，可见《美新》之由衷，临刑赋子房之诗，适形叛宋之矫伪哉！”

陈廷经曰：上疏谏武氏，前后五疏，其请兴明堂太学一疏，乃上于高宗之世，何尝有请立武氏九庙之事乎？[5]

▲文学主张

《与东方虬书》：“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上薛令文章启》：“某实鄙能，未窥作者。斐然狂简，虽有劳人之歌，怅然咏怀，曾无阮籍之思。徒恨迹荒淫丽，名陷俳优，长为童子之群，无望壮夫之列。”

赵儋《旌德碑颂》自注：“嗟乎，道不可合，运不可谐，遂放言于《感遇》，亦阮公之《咏怀》。已而已而，陈公之微意在斯。”

韩愈《荐士》诗：“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